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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7月，广东高院发布《广东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程序指引》，首次提出“离婚冷静期”的完整规定，将“离婚冷静期”区分为情绪约束冷静期和情感修复冷静期，并规定了不同的启动条件、设置期限和运用规则。
同月，最高法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(试行)》，对“离婚冷静期”作出相应规定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，经双方当事人同意，可以设置不超过3个月的冷静期。
刘加良指出，按照我国法律规定，离婚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协议离婚，另一种是诉讼离婚。此前，我国一些地方在诉讼离婚中推开了“离婚冷静期”的试点，而这次民法典草案是在协议离婚中设置“离婚冷静期”，也因此更加受到社会关注。
“我们更建议在协议离婚中设立冷静期，诉讼离婚是在法院主导下进行的，当事人如果有过于冲动的行为，法官可以引导当事人去冷静思考，而协议离婚缺少这种外在干预，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会像司法裁判官一样去查明事实真相，判断当事人自愿离婚的原因是什么。”蒋月说。
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“离婚冷静期”设立甄别机制，设置排除性规定，蒋月有着不同的看法。她认为，在协议离婚的当事人中，对于当事人是否实施家暴等行为，需要调查与辨别证据，婚姻登记机关难以完成。“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不是司法裁判官，没有这么强的辨别证据能力。”她说。
刘加良也认为，“离婚冷静期”制度不适合设置排除性规定，像重婚、虐待、遗弃、实施家暴等情况，往往需要双方举证，婚姻登记机关在认定这些情况时没有优势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如果当事人有一方不同意，婚姻登记机关就会面临判断上的困难。
